来源：西安医学院一附院

面对生死，

有人选择坚持，有人选择放弃；

有些选择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有些选择是不得已而为之；

有些选择是患者或家属的决定，

有些选择是医学人文关怀的体现。

坚持还是放弃？

这是我们面对生死最先发自本能的反应。

无论何种选择，

都与对错无关，

都是，人间世。

基于工作的特殊性，医护人员经历了更多的不寻常事，更能领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之寓意，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医生眼中的生死观。

唯因有死，生更显其可贵

普外科 田明

清明将至，周末去给母亲扫墓。转眼间，她已离开我们第五个年头，去时并没有感觉特别悲痛。可当我进入墓园的一瞬间，就突然涌起一阵悲伤的感觉，紧紧箍住我的胸口。当我站在母亲墓碑前时，许多往事瞬时涌入心间，痛切而清晰，仿佛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失去至亲的伤痛令我悲从中来，泪流满面。

回去的路上，我默默开着车，很久都未能从悲伤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从医近三十年，见惯太多的病痛与生死，本以为自己内心已足够坚强，亦或说是麻木，但真正经历至亲的逝去时，才知道自己也只是个普通人罢了，和医院病房里因患者的死亡而痛哭的家属，并没有任何的不同。原以为已经从母亲离世的伤痛中走了出来，现在才明白那份痛从来就没有消失，只不过是躲在心底最深处的角落里而已。它仍然会在某个时候跳出来，占据我整个的心房！

母亲年轻时患过尿毒症，在那个医疗技术还不发达的年代，活着，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因此，她身体一直不好，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经常看病服药。也正是这个原因，我走上了医学之路，总想着能够亲手治愈她的疾病，让她摆脱病患的折磨。可是，当我真正成为一名医生，才发现在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面前，医生所能做的实在太少，很多时候也只能望病兴叹！特鲁多的那句“偶尔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正是一名医生最真实的写照。

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很多时候我们要直面生死，能够为患者解除病痛，把一个个鲜活生命从死神手中拯救回来，是每个医生最大的愿望。从医之路充满艰辛，努力和付出换来的并不总是成功和喜悦，还有失败和伤痛。而失败对患者来说，就意味着病痛甚至死亡，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当前，很多医生会尽量规避高风险的治疗方案，但这对很多危重患者来讲，往往意味着得不到更有效的治疗。

十余年前，一名肝硬化上消化道出血患者，辗转了多家医院，因肝功差且难以纠正，手术风险太高，没有医生愿意为手术。保守治疗效果不佳，反复出血，多次在鬼门关徘徊。最后，患者和家属怀着一线希望找到了我，希望我能为她手术。我犹豫了很久，我知道，为一个C级肝功患者做断流手术意味着什么。但看着患者及家属殷切求助的目光，我实在不忍心拒绝。经过与患者和家属的反复沟通，彼此之间达成了足够的信任，我为患者做了手术。术后又经历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抢救和治疗，终于取得了成功。

去年，患者因为肝癌故去了。患者的女儿充满感激地对我说：“谢谢你田医生，你给了我母亲第二次生命，让她快乐地多活了十年，也感谢你在她查出晚期肝癌后给的建议，没有让她再经历那些不必要且充满痛苦的治疗，坦然离开这个世界。”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也对自己的职业充满了自豪。

儒家认为死亡是自然生命的结束，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道家认为人的生死应该顺应自然规律，庄子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死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

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更懂得生命的可贵，面对疾病和伤痛，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全力为患者争取生的权利。当面对真正的绝症之时，无论医生还是患者都应该理性对待，多一份从容与淡定。

正因为有死，生才显得可贵，能够坦然面对死亡的人，才会更加热爱生活。

急诊医生眼中的“生死”

急诊科 郭洁

提到医生这个词，很多人马上就会和“救死扶伤”“仁心仁术”这样的字眼联系起来，这说明医生的职业，是人格和人性真善美的体现。面对生死，每一位医生都要尽其所能来捍卫生命。

我从事急诊医生工作已近二十年。进入医学院开始学习的第一天起，《希波拉底誓言》就成为了我的座右铭。起初还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后来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才让我一步步感悟到其中真谛。

也许有人会说，急诊科医生应该是看尽了人世间的生死离别，可能对死已经麻木了吧？我想说那怎么可能，在生活中我也是孩子的母亲，父母的女儿，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角色。我的亲人挚爱也会面临生老病死，我也会和普通的病人家属一样感同身受，也会关心则乱，也会焦虑、茫然、不知所措。唯一不同的是，有着一些专业知识，可以让我更理性地去面对这一切。

我的姥姥是个高级知识分子，那个时代的人，懂英语、会画画、写得一手好毛笔字，退休后还不断学习提高自己，是我最敬爱、最钦佩的长辈。2015年她得了胃癌，发现时已是晚期，因为恶性贫血，被折磨得每天胸闷、气短，夜不能寐，体重直线下降，只能靠打吊瓶和进一些流食来维持。检查提示肿瘤已经侵袭了整个胃壁，再不做手术随时会有胃穿孔的可能。

为此家人们和我一起商量，长辈们都说手术风险大，姥姥年龄太大，怕下不了手术台，因此对手术有很大的抵触心理，想要对姥姥隐瞒病情，不让她感到害怕。而我觉得老人病到如此程度，一定自己有感知。选择放弃手术，姥姥可能会随时离我们而去；手术成功的话，则会还有3-5年的时间，让她继续和我们享受天伦之乐，生活质量也会有很大改善，也给家人们更多的时间去孝顺老人并接受这个现实。

我向父母解释说姥姥到了这个年纪，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可能没什么不能接受的，她意识非常清楚，生死由她自己来选择才更有意义。我的话打动了家人，经过我和姥姥的交流，发现她求生的欲望非常强，还主动说做胃镜时她就听见医生说“cancer”，做了手术再多活三年她也算是高龄了。

手术那天，医生和我谈话讲了很多手术的风险，我也和大多数患者家属一样完全没有听进去，只是例行程序式地签了字。作为医生的我，也不敢认真仔细去听那些可能发生的意外；也不希望那些失败的可能性落在我的至亲身上。但我更相信，医生比任何人都希望患者活着。

每次当120送来已没有生命体征的患者时，我们急诊医生都会竭力抢救，因为只要患者家属要求送医院急救，就是还没有放弃。尽管从医学角度一切已经不可能，患者家属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接受。我们要做的是帮助他们接受不可改变的事实，为那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奇迹做出最大的努力。因为医学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我们平时更多的工作都是帮助和安慰。

在工作中变换角度，试图从患者或者家属的角度去看待问题，那么看病就不再是生死那么简单了。

除了健康与生死，其余都是小事

心血管内科 曹金龙

快节奏生活的今天，为生活拼尽全力，为名利奔波不止，是人生常态。很多人忽视了自身健康管理，引发很多健康问题。肿瘤、脑卒中、心肌梗死、猝死等恶性疾病接踵而来，严重威胁着生命与健康。

俗语说，少年好不如晚景好，日子好不如平安好，钱财好不如身体好。生命只有一次，拼搏时悠着点，多关注一点自己的健康，再大的事，跟生死比起来，都是微不足道。

人生中第一次直面死亡，大概是我11岁时，我的奶奶去世了。我失去了至爱的亲人，万分悲痛，真切感受到生死离别的痛苦。父亲说我的奶奶是因为胰腺肿瘤去世，也因此，我内心萌生了要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的愿望。

后来，经过大学8年的医学专业学习，毕业后很幸运成为西医一附院心内科的一名临床医生。时间飞逝，转眼间从事心内科临床诊疗工作已10年有余。就在日常的工作中，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人情冷暖和生死离别。因此，对于生死，有着深入骨髓的感悟，无论多少钱财，多少房产，面对生死都是身外之物。面对疾病，生命极其脆弱。所以，珍惜现在，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灵才最重要。

然而，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剧变，工作强度明显增大；饮食结构悄然改变；交通方式愈加方便。饮食高盐、高热量，经常熬夜，缺乏运动，肥胖人群占比增加。其结果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和非动脉粥样硬化性致死性疾病的占比显著增加。

我们在临床诊疗中，最高一天收治过9位心肌梗死患者，我接诊过最年轻心肌梗死患者是一名23岁未婚青年，心内科介入团队每年救治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数百例。然而，还有许多院前或入院后由于失去救治时机，或者极度危重患者未能存活下来。近年来，心源性猝死人群中不乏知名艺术家、明星、企业家等。猝死面前，人人平等，不分年龄、声望、财富。

而我个人对拥有健康生活方式，有着深切的体会。自我成为一名心内科医生后，就投入繁忙的临床工作中，经常熬夜加班，饮食睡眠极其不规律。其结果，体重骤增至92公斤，BMI一度超过30Kg/m2，血脂升高，重度脂肪肝，血压最高至160/100mmHg，多次发作肾结石，经常夜班自觉心悸胸闷。以上，均在提醒我身体发出了危险信号。

痛定思痛，我决心要改变自己。饭吃7分饱，减少碳水化合物摄入，增加蛋白质蔬菜水果；加强运动，能站着不坐着，能走路不骑车，能骑车不打车，坚持每周3-4次有氧运动（慢跑或快走）1小时。经过1年余的控制饮食和规律运动，目前体重控制到72公斤，BMI23Kg/m2，未服药情况下，血压恢复到110/70mmHg左右，脂肪肝完全消失，也不再有心悸胸闷。年前体检，身体各项指标均正常。

我以亲身的体验深深感受到，控制进食量和优化饮食结构，坚持规律运动，是促进健康、防治疾病的最基本生活方式，也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关键。

为更有质量的生活，让我们一起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让生命有尊严地谢幕

肿瘤老年病科 高川

自肿瘤老年病科成立以来，接诊了大量恶性肿瘤晚期患者，随之对安宁疗护需求明显增加。2024年，科室引入安宁疗护理念，建设了安宁疗护病房，为肿瘤晚期患者提供生命“最后一公里”的“保驾护航”。

2024年中国肿瘤数据统计显示肿瘤患者发病率逐年递增。而临床工作中，我们的医护也多次望着表情痛苦的患者，深感无力。难以想象，全国又有多少肿瘤晚期患者是“攥着拳头”面对死亡的呢？

“母亲58岁，患小细胞肺癌5年了，我们兄妹几个都是请假轮流来照顾，全家人的工作重心就是给她看病，但是随着肿瘤扩散至大脑，她的最后3年都是卧床。我们倾尽全力也要给母亲治疗的信念，也随着她的痛苦一点一点消磨殆尽。”一位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女儿谈话时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只有不忍，我们现在最希望的事情就是，母亲能够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没有痛苦”。

另一位患者在住院期间将子女召集到身边说：“今天叫你们来，就是想说一个愿望，假如我再次病重，我不希望你们再把我送入ICU，不要给我上呼吸机和任何有痛苦的抢救，我就想只吸点氧气，让我自然、平静地离开”。

……

然而，我们仍然经常看到，患者生命已近枯竭，为了照顾其家属的心情，医生仍然不得不给予患者大量药物来维持微弱的“生命之火”，直至最后一刻还要用抢救药物和死神争命。究其原因，是绝大多数家属并不了解安宁疗护，这和我们国家的“孝道”文化有一定关系，也和我国对安宁疗护的实施力度有关。虽然目前，我们国家已经增加了很多安宁疗护试点，但对于庞大的人群基数，仍然是杯水车薪。

“很多人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公里’时意识已不清醒，重大医疗决策只能由医生和家属来决定，往往忽略了患者自身的感觉。“当我向医生做出不抢救的决定时，内心的煎熬唯有自己可以体会，但是当亲人安详离去，内心那种释然，让自己明白我是对的。”一位35岁胸腺瘤患者的母亲在他离去之后如是说。

安宁疗护并非放弃对患者的积极救治，亦不是“安乐死”，而是给予临终患者积极而整体的照顾，让患者能为自己生命末期的医疗决策做自主选择，坦然面对生命的自然凋谢。

用生命换取片刻安宁，也许，并非那么昂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