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和其它人回答的有些区别爱人爱人。我认为大家在夫妻关系上的认定，是千真万确的也是非常正确的。都认为男女二人的结合组成一个家庭的二人称为夫妻，这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至于什么爱人这个问题，解放前有没有这个称呼我不得而知。只知道这个爱人的名称从五十年代开始盛行的，:实际上爱人是夫妻二人的统称。男人在别人面前把自已的妻子称爱人，女人也可以在别人面前把自已的丈夫称为爱人。有的时候往:往有两个男人见面后会问，你的爱是干什么工作的？对方就答在厂子里上班。也有两个女人见面会问你的爱人在那工作，对方回我爱人在化工厂上班。
这个爱人的称呼，只是在城市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部队等。对这个称呼情有独钟，在农村对这个称.呼并不怎热络。大约从六七十年代以后就开始淡化了，大多数的人对这个称呼还不了解。提起爱人这个称呼，我觉得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会记忆犹新。这就是夫妻和爱人之间的一点差距，这可以说是我对这个问题最靠谱的一个回答。
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请大家分享。谢谢您的提问，也感谢您的邀请。
感谢广大网友们的阅读和评论。
如何理解“仁者爱人”这一思想？
“仁”的字形为二人，二人为何为“仁”？同时，孔子又为何对“仁”赋予了如此重要的意义？原因在于，人类社会是人组成，但社会中的人，不是孤立的，是处于相互的联系之中。社会就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作为一种联系存在。没有孤立的人，只有联系的人。
中国传统是最尊重人的，因而也最尊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所以，儒家经典既重视“诚”，又重视“义”、“理”。“诚”是说要充分尊重自己的内在心性，自己最自然本然的，最真实的想法。所以，《中庸》对“诚”的定义是要“自慊”，“勿自欺”，即要自我满意，不要欺骗自己。
“诚”更强调按自己的心性办事，自己的“意”办事，而“理”、“义”则强调在尊重自己的基础上，也要尊重对方的“意”。孟子说：“心之同然者，谓之理，谓之义”，即理、义是共识性的“意”，“公意”，而非“私意”。
总之，“诚”是针对个人的心性而言，而“义”则是针对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言。
更重要的是，儒家传统认为，个人的“诚”与联系的“义”是不存在冲突的，个人真的“诚”了必然会达到“义”。要就是说，人的心性中，内在地具备了考虑对方，考虑联系的功能。“义”不是外界强加给人的，而是从人自己的内心中所发出的。因此，孟子提出了“义内”说，反对“义外”说。
“义内”就是“义”源自人的内心，“义外”则认为“义”是外在的规则。现代人认为道德是一种外在的标准、规定，人要道德就是在服从规定，牺牲自己，这就是典型的“义外”说，也意味着中国已经偏离传统太远，蛮夷化、西方化太重。
为了更好地说明，“义内”，孟子又提出了“四端之心”的说法。“四端”即四个发端、根基，即人心是“仁、义、礼、智”四者的根基，这四者就是从人心中长出来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意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是联系人，社会就是一个大联系网。这种联系的基本单元就是两个人的联系，即二人的联系。因此，作为“二人”的“仁”，就指代联系的基本单元。任何复杂的社会，复杂的联系，都可分解为“二人”的联系，分解成“仁”。也就是说，“仁”是联系的基石，是社会的基石，也是社会秩序的基石。所有的“二人”联系是和谐的，那么整个社会就是和谐的。
因此，“仁”是基本的社会单元，也是中国传统中的基本思考方式，中国古人就是以“仁”的视角看待和分析社会的，甚至以“仁”的视角去看待一切的。
譬如，被现代人斥责为封建糟粕的“三纲五常”的“三纲”，就是将三种“仁”，即三种二人联系，即君臣联系，父子联系，夫妻联系。“君臣”是二人，父子也是二人，夫妻也是二人。这是实际上在考虑具体的场景，集体的实际背景下的“二人”。
因此，“三纲”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在任何时代，“三纲”都会是社会的“总纲”、“纲领”。在任何时代，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上级与下级、老与少、老师与学生等之年的关系，夫妻关系，都是个人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都是社会的基石。不会“仁”这么能够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社会这么能和谐，良好的社会秩序如何才能实现。
“仁”是社会的基石，同时也是基于个人心性的，基于个人内心的。“仁”实际是个人与他人的统一。因此，用现代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去解读仁都是不合适的。两者的基本思维模式不同，在“仁”模式中，不存在孤立的个人，人一定要在联系中存在，人一定是“仁”。但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模式中，是以孤立存在的个人为基本前提的，“个人主义”就是以孤立绝缘的个人为中心，“集体主义”则是孤立绝缘的人的加总。
因此，目前有些“国学大师”将中国传统解读为重集体，轻个人，是胡说八道，因为中国传统压根就不认为“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个人存在，也不认为“集体主义”意义上的集体存在，那种“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根本就是错误的。
仁否定原子化的个人，而认为“仁”是人的存在的基本状态。这是儒家与现代文化，更准确地说，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根本对立所在。
进一步研究历史，尤其是通过对甲骨文解析，可以发现，“仁”的理念的形成，思维模式的形成，是基于“契约”的，基于中国上古时代漫长的契约实践的。
《周易 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这里的结绳和书契，就是上古中国所存在和使用的两种契约，结绳是一对绳子，书契是一对木片。
“二人”的原型就是契约的双方，人与人的联系，其实就是契约关系，“仁”就是契约关系。“诚”也是基于契约实践而产生的。可以这么说，“仁”即契约，契约即仁。
关于这一点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