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论文类话题】谢邀。攻读学士学位教育硕士论文、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研究生见得功力深厚和功底扎实之处，完全在于毕业论文以及答辩；而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也在于论文最后通过，以此接受盲审、查重、进入国家图书馆论文库，或是知网。于是，从填报考试表那一天开始，就已选定导师、专业、方向，不然真还考取不上；直到开题报告确定，那真不能丝毫松懈，不能开得丝毫玩笑，对毕业论文以及答辩宜颇感兴趣和经久思考。
那么，即便如此也有写不出来、越写越烦甚至缺乏自信心等的时候，一切写作包括论文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艺术创作更是如此地折磨人，不折磨怎么叫研究生呢？论文的“论”这个字，就含着折磨，即一波三折而非一帆风顺。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总应该写上万字或数万字吧？字数就是行文，行文也是解构——先去读相关导师的毕业论文或学术著作，对自己未来的答辩会场景，自然而然地陡增些底数。
记得一次在车上听广播，说郭沫若讲，当写不下去的时候，随便看一些什么都行，不一定从哪一句中会得到启示。按照这样的经验之谈，又在提问者没有说自己的专业的情形下，我暂且以文学的“论”和“文”为例吧！说一说散文家李又然和杂文家严秀认真又较真的样子，他们二人当年为人作文又有多么的可敬可佩——这里，说李又然《语言的光辉》一文之前，先说，严秀为《子如不言，则⋯⋯》作附注：
严秀（曾彦修）照本文（《子如不言，则⋯⋯》）附录了李又然同志对我这篇东西的批评文章《语言的光辉》一文，供读者参证。
我这篇东西是借这个题目来反对思想僵化和不敢创新的，并不是全面评论子贡这个历史人物，因此这两篇文章所议对象似非一事。
至于子贡，乃是孔子的得意门生，而且是孔门最善辞令的高材生，这个我倒并非不知。我想，以他为一点因由来写篇杂感似也无不可。
不过，“发笑”二字，我想用得是不大好，愿意接受批评。同时，对于这篇文章总的批评精神，我也是愿意接受的。
严秀：《“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原因——也可能是发现了他的弟子们“教条主义”太多了的原故，孔夫子忽然对他的弟子们说：“唉，我真不想多说话了。”子贡一听了就发急道：“哎呦，怎么得了！你要不开口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孔夫子急说：“你急什么！天什么时候说过话呢？一年四季不是照样在那里运行吗？五谷百物不是照样在那里发荣滋长吗？天什么时候说过什么呢！”（“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原文见《论语》）这段对话实在太好了，深刻、幽默而生动。现在来读它，还觉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孔夫子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看来他不赞成他的弟子们犯“教条主义”。他要他们开动脑筋，发挥自己独立思考能力。但是他没有夸夸其谈，只用了十六个字就很生动、幽默地反对了“教条主义”，反对了思想懒汉。
子贡在这里的神态，特别令人发笑。但是我们的现代的子贡太多了。我们的某些科学工作者、理论工作者、作家们，不是和这里的子贡很相像吗？著书立说、讲话作文，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语言，更没有自己的风格。满纸是有引号的引文和没有引号的引文，一切都要有“根据”，而这个根据并不是指的实事求是的、独立研究的结果，而是马、恩、列、斯在什么地方讲过没有，毛主席在什么地方讲过没有，讲过了的就有“根据”，没有讲过的就没有“根据”。总之，“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
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在马克思之前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采取这个态度，那么《共产党宣言》就没有了，《资本论》也没有了。科学和创造是一个名词的两种叫法。科学对盲从、迷信、教条、因袭等等是敌人，而同怀疑、研究、收集材料、独立思考、创造、革新等等则是兄弟。
教条主义是沙漠吹过来的一阵热风，又是冻土带吹过来的一阵冷风，不管冷和热，总之活泼泼的生机，遇着它就一扫而光了：树木啊，花草啊，牛羊啊，人类啊，不是冻死，就是枯死。科学、艺术、理论哪一件不是这样呢？如果只是人云亦云，只是引经据典，只是重复前人已经千百次地说过了的原理原则，自己这样做了还不够，还要强迫别人也这样做，那么，还有什么生机可言，还不是虽生犹死是什么呢？
教条主义成了风气之后，有些人就不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大师们的著作当成教条，而且在不知不觉间出现了一些仗着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来武断科学的人，出现了一些被封或者自封为小教主一样的人物。结果是：生物学要依某人（解放初期生物学要照李森科的学说讲授之类），历史学要依某人，文学要依某人，哲学又要依某人。就像拜物教一样，土地有土地神，扫把有扫把神，灶有灶神，门有门神，火有火神，水有水神，处处都是禁忌，处处都可以触楣头。在这样“诸事不宜，凡事不吉”的情况下，有什么新鲜活泼的东西能出现呢？
毛泽东同志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我没有研究过孔夫子，说不出该继承些什么。但是看来，至少孔夫子的这一段话无论如何我们是必须继承，而且非继承不可的。
[《“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全文载《人民日报》1956年8月20日第七版，初收《严秀杂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4月北京第一版）时作者有附注，并附录了李又然的《语言的光辉》一文。严秀《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一文，初收《严秀杂文选》改题《子如不言，则⋯⋯》。以上表明他在附录李又然的《语言的光辉》及作附注说“对于这篇文章总的批评精神，我也是愿意接受的”]
李又然照李又然：《语言的光辉》《人民日报》1956年8月20日发表的《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是一篇反对教条主义，要求各人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语言⋯⋯发挥各人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的文章。这本来多么好，不幸作者讽刺了一位正是有自己的思想的古人，说“子贡在这里的神态，特别令人发笑”。好像子贡本来就是可笑的，不过在这里，更可笑得厉害罢了。
我不清楚子贡另外方面的功绩，不想说什么；无可争辩的是子贡又正是有自己的语言的，有“立言”的美德的。我们只举一个例。“我不欲人之家诸我也，吾亦无欲加诸人”，意思跟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样。假如没有最高的品格和智慧就发不出这种语言的光辉。而孔子的这句话，正像孔子别的一些话一样是在答子贡问的时候说出来的，可能本来还没有明确地想到过。这样，子贡又至少是一个富于暗示和诱发的力量对读者，可以谈心的⋯⋯子贡是孔子的忠实的弟子，孔子怀念他：“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第也（跟随我在陈蔡之间被困的弟子们都不在我的门下了）⋯⋯”孔子怀念他们，他们之间就有子贡。大家知道孔子非常重视诗歌和音乐，刚好在这一方面，孔子赋予子贡的赞美是亲切的：“赐也（子贡名字叫赐）始可与言诗已矣”，意思是说可以同赐谈诗了，因为“告诸往而知来者”——告诉他过去他就知道未来⋯⋯
我认为孔子说“予欲无言”（我要不再讲话了），只是叹息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不是在反对什么教条主义。人有时候叹叹气，不是什么时候都反对什么的。在这里，我看不出孔子他在确定地反对什么，我只听见他在感叹着。——孔子感叹着说我要不再讲话了，至少还是想同弟子们谈谈的，甚至正因为渴望讲话的缘故也可能。人是不能不讲话的：“予欲无言”不是又讲了一句话吗？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要是夫子不再讲话了，那我们做弟子的拿什么传给后代呢！）正是讲得最得体，是安慰了先生，使孔子在寂寞中也感到至少自己的弟子们是始终了解自己尊重自己的。子贡正是说得最好的，就像另一次，孔子说“莫我知也夫”（没有人了解我！）的时候，子贡说“何为其莫知子也”（怎么能说没有人了解夫子呢？）一样恰当。
弟子要“述”（阐发、宣扬）先生的“言”（言论、学说、见解，以至闲谈），这正是弟子的天职。问题是先生的“言”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言”是不是忠实地宣扬了。而忠实也是创造，也是独立。独立不是什么都不倚靠，正是要倚靠许许多多外力支持的。
独立思考能力的获得必须吸取各种各样的影响，就像一个海，吸取地下水，也吸取空中云彩⋯⋯
严秀：《〈严秀杂文选〉后记》多年来，我的职业是做宣传工作和报纸、书籍的编辑工作，虽也动笔写文，但多是不具名的或未公开发表的。这本小册子上的东西，全是本分工作以外的副产品，大多是在宣传斗争最紧张或某一段思想活跃时期得闲写成的随笔杂感。大体上是写了几篇十几篇后，就停它几年甚至二十几年，比一曝十寒犹有过之。本集所录文字，大致集中写于1942年整风前后；抗日战争胜利后反对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时期；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的几个月；以及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短时间中。这件事情说明我的杂感虽然随时都有，但能够发表它们的时间却不大多。实际上我这些文章也是一种“风派”，不过这种“风”不但不为读者所责骂，反而被绝大多数的读者所喜欢，因为它不是追求个人利益的“风”，而是追随人民利益所需要的“风”。
我的这点东西，没有什么文学，也没有什么艺术，而且还可以明显地看出，不少文章都是读了鲁迅著作后联系现实发表一点意见，谈不到什么创造性。现在之所以终于把它们选编成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几位编辑同志的劝导，特别是几位老同志给了我精神上的鼓励的结果。1978年初夏在上海见到王匡同志，他绘影绘声地描述了他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收到我的《何快慢之差乃尔！》一稿时，报馆内一些同志谬予赞许的情形。1978年秋，我调回北京，去看王子野同志，他忽然说“你不是写过一篇《从“孟德新书”失传说起》吗，我建议你再写一篇曹操故事，作用不会小于你那篇。”今年八九月之交，我在北京遇见人民日报社秦川同志，他命我作文，同时说，“我一调到北京来，就看见你那篇《论“数蚊子”》，印象很深。”这些老同志的话，确使我感激莫名，是他们的无形鼓励，才使我有勇气拿出这本小册子的。
本小册的整理原则是：一，凡语法欠妥，达意不明，噜苏重复一类技术上的事情，酌予删改。解放后的作品，看过的人较多，我无权大改了，只作了个别文字上技术性的修改。二，凡经过别人批评、责骂过的文字，则除了坚持不增删修改内容之外，技术性的文字上的修饰也尽量减少。三，文中被我批评错了的人，不管指名与否，均仍其旧，如果我偷偷删改了，那就不是光明磊落的态度。凡遇此种情形，均另加注释说明、道歉。个别人的名字就不提了，因为他的近情我也不知，难于注释。且情随事迁，再提名就无助于团结了。四，凡发表过的批评或责骂我的文章，只要我知道的，都作为附录收入本册了，我都没有回答过，是非由读者评断。五，集中有一些涉及时事及当时中外事件、人物的，因时间相隔已很久，有些读者已不一定清楚了，因此酌加简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那一批文章，时间相隔已久，有些细微之处，报刊也很难查得。发稿时我又在病中，不得已请熟识当时国内外情况的戴文葆同志代为注释，他是牛刀一用，很快就注出来了，我在此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集子中有几篇东西，实非杂感随笔，是当时署名的评论文章，因为它们保存了不少值得重温的资料，我宁愿删去一些杂感随笔文字而把它们保存下来，让青年同志们看看是有好处的。又，解放初期，我在《南方日报》还有若干篇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其中可选的也可能有几篇，例如我在1950年就根据当地农村基层好干部与区委发现他们的新闻，写过一篇《伯乐与千里马》，今因一时得不到该报，概从简略。
近年来我收到过几封信，一种是把报刊上另一个与我这“严秀”笔名相同而谐音的作者当作是我；另一种是把报刊上同我真姓名中的名相同的作者认为是我。我在此说明一句，粉碎“四人帮”后，我没有用上述两种名字发表过任何文字，看来是分别不同的几个人。
1983年4月上旬[全文载《严秀杂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4月北京第一版），作者在“本小册的整理原则”即“四”中，说出附录李又然《文字的光辉》等文章的理由：“凡发表过的批评或责骂我的文章，只要我知道的，都作为附录收入本册了，我都没有回答过，是非由读者评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