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907年-97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这一称谓出自《新五代史》，是对五代(907年-960年)与十国(902年-979年)的合称。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在传统的历史体系中，唐朝到宋朝之间有一个古怪而尴尬的“五代十国”时期，到底应该把“五代”划分为五个王朝，还是统称为一个时期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唐、晋、汉、周确实是接续的政权，每个政权都有不同的姓氏，这与王朝的基本概念是一致的。
但从延续时间来看，朱温建立后梁是在开平元年(907年)，而赵匡胤在建隆元年(960年)灭亡后周，这五个王朝加起来也不过五十多年而已，五个王朝的名字也都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以在后人的称呼中都要加个“后”字，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样的王朝实在是太小了点。
难称朝代的“五代”
总的来说，“五代”很难被严格地视为五个王朝，后梁十七年、后唐十四年，这两个王朝的历史还稍微长一点，后晋十一年、后周十年，后汉前后不过四年!四年的时间，能称之为朝代吗?如此短暂的政权，又没有什么特殊贡献和长期影响力，为什么要将其单独区分出来?能否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
其实，历史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看法，于是又多了一个新的名词，统称“五代十国”，但如果加上“十国”，那就更没有说服力了。“十国”的出现是由于“五代”时期的统治力量无法控制南方，而“十国”之中只有北汉在北方，其他九个国家都在南方。而且，“十国”的存续时间都比“五代”要长。“五代”中最长的只有十七年，而“十国”中最短的前蜀也有十九年，吴越最长，有七十二年，诗人李煜的南唐也有三十九年。
问题在于，为何将梁、唐、晋、汉、周视为王朝，却将“十国”排除在外?“十国”也都是以王朝自居，都有扩张和统一的野心，从时间、疆域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统治能力并不比梁、唐、晋、汉、周差多少，那为何不能称之为“五国十代”呢?
“五代十国”概念上的混乱，证明这个时期的变迁并不是按照王朝的方式进行的，后人为了便于整理历史叙事，把统一王朝的观念硬生生套进了这个特定时期，导致了很多错误的理解。
从朝代的角度出发看问题，就会把重点放在朱温、李存勖、石敬瑭等人是怎么建国的，他们的后代又是怎么亡国的。但是，这些事情真的有那么重要么?详细了解一个王朝是如何建立又是何如灭亡有何意义呢?
武人治理的“五代”
抛开王朝的框架，再结合唐朝的藩镇割据，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的变迁。“安史之乱”后，唐德宗和唐宪宗经过数次改革，才勉强维持了朝廷的统治。
朝廷统治的范围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地方被纳入了藩镇的管辖范围，也就是说，藩镇实际上已经脱离了朝廷统治，只是维持着名义上的臣服。藩镇与朝廷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藩镇要求更多的自主权，朝廷则想方设法限制藩镇自主，矛盾激化的结果就是朝廷败多胜少，藩镇越来越强大。唐宪宗时期，朝廷曾收回部分权力，但是长期的发展趋势并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
在此期间，武人的重要性越来越高。藩镇最初是军事单位，后来发展成军政结合体，最后成为独立的王国。藩镇的首领大多都是武人，他们能打仗带兵，在军中站稳脚跟后势必需要增强实力，以便与朝廷对抗。
“五代十国”，实际上是藩镇发展到一个新高度的产物。唐朝的统治此时已经完全崩溃，梁、唐、晋、汉、周虽然不能完全取代唐朝，但足够成为各大藩镇的核心，所以基本的结构依然是藩镇割据，“五代”只是控制了中原的新一代藩镇势力。
从历史上来看，控制了中原就拥有了王朝的地位，这似乎是最重要的。但是，从藩镇的变迁和发展来看，这似乎与实际情况不符。藩镇之间的战争会带来经济上的压力，因为生产条件的限制，北方的情况不会比南方好。因此，“十国”的存续时间比“五代”要长久。
事实上，中原已经不够支持多个藩镇了，经济和生产的问题让北方只能有一个统一的力量，就算暂时统一了，还要面临其他藩镇的威胁，所以才会出现快速更迭的情况。在这半个世纪中，朝廷早已无法维持，所以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王朝，“五代”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五个王朝，而是由藩镇统治取代唐朝的特殊历史时期。
“五代”的说法使人误认为王朝仍在，自然也就无法看清藩镇割据造成的严重分化，以及自中唐以来武人权力越来越大的局面。武人治理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独特现象，也是宋朝建立后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道德失常的“五代”
这半个世纪是历史上罕见的大混乱局面，其混乱程度甚至超过了南北朝时期。南北朝虽然没有统一的政权，但不管南方北方，门第都是统治阶层的中流砥柱，对国家的统治有很大的影响。门第起源于汉末，历经三国、魏晋、南北朝，哪怕是异族的入侵也无法将其彻底消灭，若没有崔家的合作，北魏不会成为北方的强权。在南方，东晋以来的各王朝都要争取王家、谢家这样的门第势力，甚至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这是经历了漫长的分崩离析，但最终还可以统一的一个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唐朝打击了门第阶层，自然不能指望门第去抵御武人，这一时期的战争并非比以往更加惨烈，而是留给整个社会的损害更为严重。比如，长达数年的战争使军队失去了秩序，路上碰到根本分不清是敌是友，一种特殊方法就是在士兵脸上烙印，用来识别他属于哪方势力。
这种现象表明当时军队是多么混乱，同时也说明当时社会动荡的严重程度，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宁愿接受在脸上烙印，还依然选择参军。军队用这样的方法来进行身份识别，阻止官兵叛逃，到了后来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武人身上都有难以抹去的烙印，这让当时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人对武人的偏见很深，所以脸上有烙印的人用正常手段很少能找到女人，于是他们自然会利用自己的力量来破坏伦理道德。“抢婚”是“五代”时期的一种特别习俗，在当时，几乎所有脸上有烙印的人，都在用这种非常规的手段来破坏社会的现有习俗。
同时，烙印反映出了严重的忠诚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失去了彼此的信任，只能采取这种野蛮的手段来维护军队内部的忠诚。那个时候盛行“养子制”，“养子”并不是很小的时候抱来的孩子，而是一种很常见的武人之间的关系。年长的将领在军中发现了合适的青年才俊，通过认养子的方式来巩固他们之间的关系，保证年轻下属对将领的忠诚。
李克用和李存勖都是养子，说明他们年轻时很受重用，是重要将领。通过家族的人伦传统来增强武人之间的忠诚，希望养子能够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尊敬和服从养父，但军中养子的风气很常见，养子遍地都是，不仅意味着养子的重要性降低了，而且还影响到了传统的家庭关系。“五代”时期可以看到许多儿子背叛父亲的记载，大多发生在养子和养父之间，但也有一些是亲生父子。换句话说，养子是不会真正尊敬和服从养父的，在这种背景下，亲生父子的关系也被影响了。
文人治理的宋朝
接替“五代”的是赵匡胤建立的宋朝，在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赵匡胤很清楚，他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改变武人治理的局面，结束武人之间的纷争，修补受损的社会关系，如果不这样做，统治就无法长久。
赵匡胤想要结束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混乱，于是“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流传了下来，故事的真正重点并不在于赵匡胤的手段有多高明，而是在于参加宴会的将领们为了活命同意放弃兵权之后，是如何心甘情愿离开现有位置的。除了实力之外，为赵匡胤做好铺垫的是长期以来难以维系的军事力量，即便是那些掌握兵权的人也为这种生活而担忧，看不到光明的未来，不认为自己能够一直安稳地坐在这个位置上，所以在性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愿意相信赵匡胤的承诺，答应用兵权换取一份安逸的生活，远离不安定的生活。
宋朝的重大政策都与“五代”相抵触。宋朝“重文轻武”的方针，显然是出于“五代”的前车之鉴所造成的一种矫枉过正的心理。自唐末至五代，文人的地位和作用跌至史无前例的最低点。官僚体制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都已经形同虚设，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构成官僚体制的文人，自然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科举依然循规蹈矩地考出了进士，可这些人空有名头，却什么也做不了。
冯延巳成为“五代”文人中的典型代表，背负了数百年的骂名，他所表现的恰恰是文人失去职能之后的下场。在这个强权为尊的时代，皇帝不需要文人，甚至根本不会在乎他们忠心与否。文人们所做的不过是些表面文章，并不在政府的治理架构之中，甚至朝廷连治理架构也无法维系，只能做出一些简单的因应措施。
赵匡胤在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提升了文人的地位，不仅恢复到了武人治理之前的水准，甚至超过了唐朝以来的水准。自宋太祖至宋太宗，建立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基本方针，并将大量权力与士人共享，从而使近代的文人文化得以复兴和突破。
在复兴的文人文化中，家庭伦理道德是极其重要的。即便是在南北朝异族入侵的时期，伦理道德的价值观也没有遭受过如此严重的伤害，而“五代”的伦理混乱更是让这些恢复了权势的文人们变得无比坚定，不断地强调伦理道德的束缚，并将这种观念推向极致。
从这个视角出发，一方面可以直观地理解“五代”与唐朝藩镇之间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可以从“五代”的混乱状况中了解宋朝所采取的基本方针以及文人意识形成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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