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主动送劫花都之神级纨绔，就是故意被抢劫过一次。
你猜错了，我不是钓鱼执法的公安民警。
我是穿65式军装的反间谍部队特工。
当然我们根据作战需要，也随时可以获得公安民警的身份。
这本来是一次应该被请功的作战，任务完成非常出色，但最后却差点被处分，而且还被关了禁闭。
那是1978年夏天。时代背景就不交待了，否则后台一定不通过。
接到战斗任务是我休假刚结束，回到单位，就被头儿安排。说是市局那边有个棘手的案子，也不是人家完全拿不下，不过要多费很多手脚。头儿把装备领条往桌上一拍：“你小子少嘀咕，你手脚闲着，拉兄弟单位一把，人家不会亏待你！”
好吧，反正我们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叫我去我就去呗，反正这边的事儿搁着又不会下崽，等那边忙完回头再收拾吧。
我一到4科，好家伙，蔡科、丁科、平时很少见到人的毛科毛大姐全在等我，刑警队政委和特别行动中队的廖队也坐在一边拿个本子准备汇报的样子。
寒暄就没必要了，直接下任务。
老城区有一家印刷厂的围墙外面，有一条大约1米宽40多米长的通道，另一边是一家仓库的围墙，通道一头连着有2路公共汽车过往的马路和一些工厂的大门，中间一段有2处宽窄不一的拐，通道另一头是一大片平房，房子与房子之间几乎都可以穿行，没有正经的胡同和路，整个社区大约挤了3000多户将近2万居民，上下班抄近路必须经过这段通道，否则要绕过一片工厂和库房，起码多走好几公里。
就这么个绝妙的伏击点，被犯罪分子盯上了，入夏以来，一到晚上下夜班的时候，至少一伙土匪持火药枪或棍棒、匕首、砍刀等凶器在通道打劫，被害群众几乎天天报案，辖区派出所无论是蹲守还是清剿还是设伏，都始终无功而返。因为地形太特殊了，民警靠现场太近，犯罪分子就不行动；一旦设伏地点稍远，等听到群众呼救再扑上去，犯罪分子早消失在密密匝匝的平房区中。
情况反映到市局，市刑警大队也介入了，外围也打掉了不少涉案人员，但由于一个现行犯也没有，对土匪团伙的核心组织依然没有伤筋动骨，了不起是巡逻密集高压时，他们就蛰伏；等你稍一松懈，他们就快打快撤，把从电影里看来的八路军打鬼子的那一套拿来对付民警。
事件一步步升级，从街道公社、派出所，到分局治安科、刑侦队加入，再到市局介入，凶案一直不断，直到市革委会派了工作组到市局督办，四科牵头成立的专案组和特别行动队进行专项布控和外围侦破，
确实捕获了一批有参与作案的犯罪分子，但一来派出所包括刑警队的侦查员已经被犯罪团伙认熟，我方巡逻或布控人员一出动，他们就暂时躲起来，等民警一撤立刻就聚拢来疯狂作案；二来，虽然抓获一些相关重要的组织者却因为没有明确的口供和现行作案事实，也无法定罪，更因为首犯的指向性不明，这个市革委会督办的重案依然处在攻坚阶段。市局也是万不得已，才动用我们单位的力量。
我领了任务后，当天就独自去现场周边做了前期侦察，然后和四科的参战民警做了周密策划。
第二天，经过印刷厂隔壁那家国营麻纺厂保卫科联系了厂革委会主任，以外单位新调来工人的名义，把我安排在麻纺厂的机修车间上班。当天上午我去厂人事科报道，领了全新的工作服，跟着机修师傅正正经经开始上班。
我还是在初中阶段参加学工学农学军活动时见识过工厂、车间、机器这些东西，而且带我的麻纺厂师傅对我的身份又毫不知情。一上手他就知道我是个机电盲，因此对厂革委会的安排很是抱怨。他以为我是某个领导的亲属，派给他纯粹就是占个茅坑拿工资混资历镀个金而已。他的不屑我早有料到，但我实心实意想学一点机电技术，所以我和新进厂的青工讨好老师傅的套路一样，第二天上班开始就给师傅打早点，提前到机修房打扫卫生整理工具，还主动从家里（单位里申请）谋来当时市面上非常稀少的龙井茶，把师傅的茶杯擦洗干净后给沏上。
师傅看我乖巧，头一天扔给我一台马达，让我把转子拿去烧，烧完了把坏掉的绕组拆卸下来，再擦洗干净，按照功率领了铜线用手工重新绕线圈。
由于市局那边七七八八的事情耽误，战机一直没有出现，他们只好加派巡逻警力以高压态势确保群众安全。而我这边一干就是一个星期，不但修马达学会了，钻孔攻丝磨刀也差不离可以给师傅打下手。
要说当时的感觉，就是一方面焦虑的等待战斗命令下达，一方面又觉得当工人比当战士爽太多了，一天就8小时上班，其他时间完全自由支配，简直等于天天放大假。
我有点熬不住战前的焦虑，主动提出要求四科严管辖区派出所以及居委会的治安人员，正常巡查正常收队，不要随意加班加点，完全恢复常态，争取创造战机。
又熬过了5天，我都已经学会三相电的基本常识了，战斗命令才下来。
第二天全市在工人文化宫搞大型群防群治动员活动，各派出所和民兵联防、市局相关警力全部到会参与动员和会场值勤，晚上散会后各自回家，取消了例行巡逻。
这天我上中班，夜里11点半，我从工厂出来，看见中山东路几乎没有任何动静，但我心里清楚战友们在干什么。我按计划拐进了印刷厂旁边的通道。
通道里一片漆黑，我故意一边快走一边大声唱歌给自己壮胆。凭我直觉，前面拐弯处一定有情况。但我没想到的是，首先出现的动静在我身后，原来这些家伙事先已经埋伏在印刷厂围墙里，而且在中山东路上也有眼线，另一端居民区也布置了很多眼线，两端眼线报了平安通道里就动手，否则就各自开溜。
我发现身后有人跟上来，就装着害怕往前面跑。果然，3个家伙很专业的戴着帽子和围巾捂嘴拿着2支火药枪一把日军指挥刀堵住了我的去路，而我身后估计也是至少一杆火药枪和不少于3个的土匪，和我保持5米左右的距离堵住了我的退路。我站了下来，为首的家伙一手举着一只自制手枪，一手握着一只钢笔手电筒照着我脸，命令我交出钱财保命。我很害怕的样子，哆哆嗦嗦取下手上的上海牌全钢手表。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财富，凭内部关系125元一块手表基本是当时青工的最高档标配。我是因为工作特殊工资高，2个月就买了手表，而基层民警一个月20几块钱的工资，买这手表起码要存一年的钱。看到我手上的手表在手电照射中微微闪着光亮，狡猾的土匪并不上前来取，而是继续命令我原地不动把衣服口袋掏出来。这样我没机会捞一个挡子弹的肉盾，只好摸摸索索战战兢兢往外掏，拿到皮夹子时还故意畏畏缩缩不舍得的样子，然后手一滑皮夹子掉到了地上。那家伙不让我蹲下去捡，而是叫我把手表也丢在皮夹子附近，我故意磨磨蹭蹭不舍得丢，在他一再警告下，才非常不情愿的把手表丢在和皮夹子有段距离的地上。对方极端不满，骂骂咧咧用手电指着叫我举手后退。
我当时想通道两端都还没传来动静，说明我的战友还没有到位，现在行动很难保证一网打尽。但不行动我要真的被抢了，那更是奇耻大辱，我宁可选择用最快的手法一换三干掉他们几个也不能让他们全部跑掉。说实话当时脑子转的飞快，一边在匪徒命令下稳稳的后退，一边死死盯住身前的3个匪徒一举一动，耳朵搜集着身后匪徒的动向，随时准备从腋下掏家伙反击。
我慢慢的一步一步往后挪着，感觉身后的匪徒正在撤离，前面持刀的匪徒正慢慢接近我地上的皮夹子，直到匪徒拿到我钱包和手表，我仍然没有等到战友的行动信号。
这时我身后的匪徒可能已经翻墙或跑出了通道，前面的匪徒距离我已经10米开外，我再不行动就必将错失良机。千钧一发了，我装着后退的脚没有站稳，一晃身抽出了临时调换来的64手枪，迅雷不及掩耳的朝对方头上方约一米处就是一枪，同时大吼“给老子跪下！跪下！”然后对准为首匪徒的脚就是一枪，他立刻哀嚎着倒在地上。另一个拿火药枪的家伙吓呆了，我枪指着他命令他放下武器，他木呆呆的没有反应。我气坏了，飞快扑上去，一把捞起为首匪徒扔在地上的自制手枪，用那把土枪直接朝那家伙屁股上一扣扳机，“轰”的又一声巨响，又一个匪徒倒在地上。而那个拿刀的家伙，已经跑出了我的射程。我见追不上前后跑掉的匪徒，便对正在哀嚎的两个家伙进行查看。正在这时天空飞起了2发照明弹，战场一下子亮如白昼，远处我的战友呐喊声四起，我听得出合围的兵力至少上百，今天参与作案的匪徒一个也休想跑掉。
照明弹熄灭的同时，接应我的战友也已经冲到了事发地。市刑警大队政委一面叫手下赶快绑人清点物品，一面啪啪啪的拍着我的肩：“吓老子你这家伙行动提前了，我们还秘密搜索前进到半路，你枪一响郑局命令立刻公开行动，打照明弹增援你，看起来你狗日的没事？”
一场有惊无险的战斗告一段落，后面通过审讯扩大战果是市局的事。我要对付的是市检察院和我单位的政保处，为我用自制手枪在对方没有反抗行动的情况下击伤对方作出合理解释。我一口咬定，因为不熟悉那把土枪，我以为是有保险的，准备拿枪吓唬他，结果土枪走火了。
我的解释勉强在被禁闭了三天后通过，回到单位，头儿乜斜着我说：“操，有没有保险你可以不知道，吓唬他你手上的小砸炮不管用？有指着屁股吓唬人的吗？别以为兄弟单位比你傻，不处分你是因为本来可以请功的，现在抵消，算你小子运气好。”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好歹我也算曾经是工人阶级队伍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