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近代中国文学思想领域的崇高地位，无可撼动狂人日记摘抄。尤其于中华“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中，异常骁勇、无比犀利地批判民族之劣根性，所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更展现中国士人的道德风骨、文化气节和仁义情怀。
既然如题所嘱，讨论历史地位，则不可回避“民族劣根性”之来龙去脉。在这里，须要提及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先生。他不仅支持鲁迅先生笔墨作匕首，他更疾呼民众，既要着眼于两千多年朝廷文化的蕴积，更要着手于社会本体、制度结构和封建遗存，彻底摒弃“劣根”滋生之灶源。
纪念鲁迅先生，又何妨一并纪念胡适先生？盖批判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任尚重，道尚远，二位确乎居功至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