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希望很渺茫，疫情影响使希望变得更渺茫马来西亚在哪个国家。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GNI（国民总收入，等同于GNP）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消失，产业升级困难，增长动力不足，发展趋于停滞，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阶段。
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2024年低收入经济体是人均GNI小于或等于1045美元；
中等收入分为两个阶段，中等偏下收入是人均GNI在1046美元至4095美元之间；中等偏上收入是人均GNI在4096美元至12695美元之间；
高收入是人均GNI在12696美元以上。
与前一年相比，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提高了160美元，2024年大部分国家经济都在倒退，而这个标准居然还提高了。也就意味着那些增速缓慢或是陷入停滞、负增长的中等收入国家，可能永远无法摸到高收入的门槛。
而高收入国家是发达国家的基本条件，无法成为高收入国家，自然也就是成不了发达国家。
2024年马来西亚人均GNI为10580美元，比我国少30美元。但马来西亚在1万美元这个水平徘徊了10年了。2012年马来西亚的人均GNI就突破1万美元，到2024年还是1万美元左右。马来西亚就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例子，但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在少数，全球有30个以上，像俄罗斯、巴西、阿根廷、泰国、墨西哥、土耳其这些国家都是，而能跨越中等收入的国家只有十几个。
世界银行2012年发布的报告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快速增长使许多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然而，很少有国家实现了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所需的额外飞跃。相反，许多国家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和亚洲的很多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就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从那以后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的数据，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成为了高收入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以色列、毛里求斯、赤道几内亚等。（但是赤道几内亚和毛里求斯后来又跌下来了，2024年赤道几内亚人均GNI不到6000美元，毛里求斯跌破1万）。
在亚洲，马来西亚和泰国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好例子，他俩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和出口模式在过去二十年中基本保持不变。与此同时，它们面临着来自低成本生产商的日益激烈的竞争，首先是中国和印度，最近是越南和柬埔寨。比廉价劳动力，他俩比不过越南和印度这些新兴经济体；比制造业产能，比不过中国；比高端产业，又比不过发达国家，卡在一个中间位置，上不去也下不来。
马来西亚起步是靠廉价劳动力和引进外国技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通过将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分配到高生产率的制造业来实现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低成本的产品使得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里。在达到中上收入水平时，部门再分配和技术赶超带来的生产率增长最终被耗尽，工资的上涨使得劳动密集型出口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此时其他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力更廉价），因此需要新的增长来源来维持人均GNI的持续增长。
要想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尽早改变产业结构，并找到提高生产率的新方法。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来源是向高价值产业转移和促进本土创新，而不是继续依赖外国技术。换言之，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从“模仿”活动转变为广泛的“创新”活动。
我国前期也是利用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换取发达国家的技术，但我国走的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条路，打下基础后不满足于做代工，而是大力培养本国人才，去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在此基础上获得创新，建立起属于本国的产业链，并勇于和发达经济体在高端产业领域展开竞争。
中国重视创新是GDP总量达到10万亿美元之后仍能维持高增长的原因之一。创新成果离不开巨量和持续的资金投入，这点从研发强度（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可以看出。
本世纪以来，中国的研发强度在发展中国家中都是领先水平。2001年突破1%，2018年增长到2.2%，与欧盟的平均水平相当。马来西亚的研发强度在发展中国家也是较高水平，为1.43%。但以他的GDP体量来看，总投入还是太少，很难跟上发达国家的步伐。
WIPO《2024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中国14位，在中上收入国家中排第一，马来西亚33位，在中上收入国家中排第二。
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马来西亚，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机会已经不大了，疫情的冲击使其离高收入的门槛越来越远。
